宾回来。后来，他搬了家，没有把新住址和电话告诉张曼新。老朋友多年不见，还有些想念哩！所以，他很渴望见到身在异邦的张曼新，只是不知如何才有见到他。
“哎，文章里不是讲曼新在北京有个办事处吗？”女儿韩运波提示地说。
“北京这么大，外国的办事处又那么多，也不知道电话号码，到哪里去找呀！”
后来，他们还是通过《海内与海外》杂志社打听到了张曼新在北京办事处的地址，为了保险起见，韩运波提笔给张曼新写了一封信，并在信札上留下了她父亲韩觉民的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。
这样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才得以重逢。
“刘主编，咱们怎么谈？”年近八旬的韩觉民耳不聋，眼不花，鹤发童颜，满面红光，思维敏捷。
“就从您与张会长怎么认识的谈起吧。”
“我们与曼新认识可有年头了。”何林青接过话头说。
“可不，在银川的时候，他们家的蹦蹦和彤彤就常到我们家来玩。”韩运波也抢过话头，来了个当仁不让。
韩觉民略微调整一下坐姿，与笔者构成一个斜对面进行交谈的角度，历史的记忆便随着他那清晰的话语在笔者的采访本上铸成了文字。
一九五七年筹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，当时身为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韩觉民因是回族，便从河北调到宁夏，参与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待自治区成立后，他暂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和统战部副部长。次年，何青林也由河北调往宁夏，后来担任自治区妇女联合会**。
一九六〇年年初，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搞阶级斗争扩大化，以反地区民族主义的名义，罗织罪名，将韩觉民等十三个处局级以上的干部打成“反党集团”。韩觉民被开除党籍，撤销行政职务，下放到张曼新所在的前进农场第八生产队劳动改造。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，为宁夏开展“双反”运动拉开了恐怖的序幕。
作为行政十级干部的韩觉民被下放到第八生产队，当了一名副队长兼管理员。可是，他不会打算盘，要当管理员，怎么算账？
这时，来了一个热心人，帮助他化解了难题。
这个热心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当时年仅十七岁的生产统计员张曼新。
韩觉民与张曼新，一个年已四十一岁，一个年方十七岁，从年龄上讲韩觉民之于张曼新完全是父辈。所以，韩觉民觉得张曼新年轻、单纯、正直、勤快，还有一副火热的心肠，从心里格外喜爱这个小伙子。尤其是到了“低标准”时期，加之残酷的“双反”运动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浙江支宁青年都跑了，张曼新却“扎根边疆”的意志不动摇。
一天，张曼新向生产队的领导干部提出申请，回